第五章[第1页/共4页]

陶渊明以五柳先生自况，说：“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；短褐穿结，箪瓢屡空：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。健忘得失，以此自终。”穷到如许，竟然“晏如”。给他一个县长（彭泽令）做，他做了八十一天就不做了，为甚么呢？因为当时有个不学无术的督邮—陶渊明的下级，要来彭泽县巡查，陶渊明想，这家伙要品德没品德，要学问没学问，我凭甚么向他作揖打躬？用他的原话讲，就是“岂能为五斗米，折腰向乡里小儿”？陶渊明说本身“质性天然，非矫厉所得。饥冻虽切，违己交病”，挨饿受冻当然难受，如果委曲了本身，违背了本身的本性，那就更糟糕，恐怕要百病丛生了。他又说：“尝从人事，皆口腹自役，因而欣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。”（《归去来辞》序）出去仕进完整不是他的本意，只是为了赢利糊口，想起来对不起本身的志向抱负。做人的原则不能窜改，“平生之志”不能服从“口腹”，做一个县长，权、钱、名都有了，却没了自我，以是不干。这才是勇于“作我”、安于“作我”的极致。

二型，阮籍：爱憎清楚，内心痛苦，但不想获咎当局，只好与他们冒充周旋。

三型，向秀：开初也回绝与当局合作，但终究敌不过局势，只好放弃反对峙场。

这七类人都不失为君子，能够看作朴重的知识分子在政权更替之际能够做出的各种挑选：反潮流呢，还是随大溜呢？体制外呢，还是体制内呢？搞政治呢，还是搞学术或文学艺术呢？大抵不过乎以上几种吧。中国文人喜好讲七贤的故事，能够恰是因为七贤为我们供应了挑选人生门路的几种根基范式。

关于殷浩与桓温各有一大堆故事可说，二人之间也能够做一大堆比较。但这些不是这里要谈的，要谈的是这则故事中殷浩的答语：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。”实在这话是不是殷浩说的也不首要，我们只是存眷这句话里所反应的内容及其所标榜、所张扬的精力。

另有两对兄弟的故事。一对是嵇康和他的哥哥嵇喜。嵇康和嵇喜兄弟两个豪情很好，在政治上却各走各的路。嵇康果断不与司马氏合作，嵇喜倒是个热中世事、不甘心被藏匿的人，哪怕是司马氏当政，他还是要仕进，因而挑选向司马氏让步。大抵因为这一点，阮籍不喜好他，对他翻白眼。吕安也不喜好他，称他为“凡鸟”。这个故事载于《世说新语·简傲》第四则：嵇康与吕安善，每一相思，千里命驾。安厥后，值康不在，喜出户延之，不入。题门上作“鳳”字而去。喜不觉，犹觉得欣故作。“鳳”字，凡鸟也。（许慎《说文》曰：“鳳，神鸟也，从鸟凡声。”）该则刘孝标注引《晋百官名》曰：嵇喜字公穆，历扬州刺史，康兄也。阮籍遭丧，往吊之。籍能为青白眼，见凡俗之士，以白眼对之。及喜往，籍不哭，见其白眼，喜不怿而退。康闻之，乃赍酒挟琴而造之，遂相与善。

不过嵇喜品德并不坏，还是好人，厥后官做得不小，也还算个好官。如果他是一个像钟会那样的小人，又是司马氏的虎伥，恐怕阮籍和吕安反而不敢跟他开那种打趣了。

向秀是嵇康的好朋友，还常常跟嵇康参议哲理，嵇康写《摄生论》，他就写《难摄生论》，以便引出嵇康更多的群情。钟会来看嵇康的时候，嵇康正在跟一个朋友打铁，不睬睬钟会，这个打铁的朋友就是向秀。以是向秀的政治态度跟嵇康是一样的。待到司马氏接连搏斗政敌，向秀的老友嵇康也被杀了今后，他感到胆怯了，晓得如果不平服于司马氏，本身也会落得嵇康那样的了局，只好勉强当了一个小官。司马昭还调侃他说：不是传闻你要隐居吗，如何到洛阳来了呢？他只好忽悠说：隐士们都是些狷介之士，不值很多加恋慕。向秀固然做了小官，实在只是对付避祸罢了，以是《晋书》说他“在朝不任职，容迹罢了”。“容迹”实在跟隐居没有多大辨别，就是前人讲的“大模糊于朝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