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庄与银行的不同以及山西票号历史（转载）[第3页/共6页]

钱庄的性子是兑换，票号是汇兑；钱庄的停业范围只限于本地，不在外埠设分店，票号则分庄遍及天下各大商埠；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，放款只借给钱庄、官吏及殷实商号，钱庄的存放款，则以普通商报酬工具；钱庄做贴现、兑换、买卖金银、互换票据等，票号均未兼及；票号交给官吏，发行纸币，钱在重视社会信誉，不发纸币。这是票号与钱庄相互分野、相互衔接的处所。票号集合精力运营各地的来往汇兑，把有关处所性子的停业，逐步让与钱庄。在一些处所，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，拜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。

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干系是一种贸易来往，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。开初，钱庄的本钱亏弱，须向票号假贷。而票号情愿支撑钱庄，藉以包容各地的公款；钱庄则依靠票号作为后盾，能够获得官方信誉，便于展开停业。票号与钱庄的性子、构造和停业范围分歧，且可互补。

另：山西票号的停业内容与范围：

7、汇兑河工经费。清朝河工经费数额很大，由山西票号卖力汇兑，使山西票号又大获其利。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广东的河工经费一万两交山西票号协成乾、蔚长厚、志成信汇兑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两广三次汇解银219000两，交山西票号商志成信、协成乾汇兑，解赴天津支应局转解河南河工利用。

从19世纪50年代今后，其停业演变成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，对浅显贩子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，乃至规定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，他们通过汇兑公款手中常常川流大量资金，加上公款不计利钱，从而获得了很大好处。

郁丰号银500两月息7厘

同治四年（1865）将各路厘局提到盐厘银四万两、管库凑拨夔关解存盐税银一万两、二两平银一万两，共银六万两，作为同治二年凑拨之项，“由委员将前项银两如数兑交协同庆、蔚丰富、元丰玖、天成亨、广聚、和泰各钱庄分领，干到京后由该委员向各号兑齐赴部交纳。”（《山西票号史料》，山西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）同治五年（1866）浙江将浙海关银三万两，交山西票号元丰玖汇兑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庚子事情，西太后挟光绪帝西逃路过山西，曾留宿祁县大德通票号，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。清廷因门路不靖，西商票号老庄多在山西省内，遂命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省票号总号。如湖南巡抚俞廉三筹款11万两，转交山西票号日升昌、天成亨、百川通、新泰厚、蔚丰富、蔚盛长、协同庆、乾成亨等九家票号汇兑至山西平遥。

十1、承办“四国告贷”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对日赔款二亿两，后又增赎辽费三千万两。时清当局年财务支出不敷8900万两。为筹还赔款，被迫三次举借内债：第一次向俄法告贷四亿法郎，折银9800余万两；第二次向英德告贷1600万英镑，折银9700余万两；第三次向英德续告贷1600万英镑，折银因汇价变动为11200余万两。四国告贷每年付息1200万两，加上其他本国告贷还本付息和开支，天下财务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万两。户部只得将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摊，由各省采取盐斤加价或地丁货厘附加体例筹款，汇往上海还债。因而山西票号买卖又增，包办了部分省的汇兑。这些票号在四川、广东的有协同庆，在广西的有百川通，在安徽的有合盛元，在江西的有蔚盛长，在湖南的有乾盛亨、协同庆、蔚泰厚、百川通，在陕西的有协同庆，在福建的有蔚泰厚，在河南的有蔚盛长、新泰厚、日升昌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、蔚盛长、日升昌、协成乾等票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