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庄与银行的不同以及山西票号历史（转载）[第4页/共6页]

据统计，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七月产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693万两，此中户部存放银行424万两，占总额的61％，存放票号206万两，占总额的30％，存放本国银行57万两，占总额的8％，存放其他行号六万两，占总额的1％。

3、汇兑京银。咸丰时，承平军和清军进入了决斗阶段。八年（1858）承平军摧毁了江北大营，十年（1860）再破江南大营，乘胜占据姑苏，两军在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浙江等地苦战，长江以北，又有捻军活泼于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北等省。在这类环境下，各省、关已没法按旧例向北京解送京饷。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各省应解京响700万两，实际只解送到100万两。清当局不得已，于同治元年（1862）十仲春准户部奏折，令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票号设法汇兑。同治二年（1863），湖南将京饷银五万两交在省会由山西贩子创办的蔚泰厚、新泰厚票号汇兑。是年，四川的四万两工程银，因“陕省贼匪猖獗”，交山西贩子创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。是年六月，湖北省将江汉关收洋税项下筹动银三万两，“因直隶门路梗阻，仍由汉镇蔚泰厚票号兑付”。是年八月，又将地丁、盐课、土税、关税等款计十余万银两，“在汉镇蔚泰厚、元丰玖等票号内别离汇兑”。

钱庄、票号的极盛期是在鸦==片战役今后的一段时候，跟着海内银行业的产生和生长，它们也就因完成了汗青任务而走向了式微。

关于放款，又分信誉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种。前者放放款时须立一字据，也有随市道风俗办理者。其日利随市道而定，活期者较小；后者抵押货色，须订立条约，执其笔据，押品如系不动产，则须执其红契，并立字据，由承保者垫还。
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江西以33300银两作为江西筹借直隶银由山西票号蔚长厚、新泰厚汇赴江海关道衙门转汇直隶。上面是从同治元年（1862）到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山西票号汇兑京饷银两统计：（《山西票号史料》，山西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）同治元年（1862）10万两同治H年（1863）139万两同治三年（1864）56万两同治四年（1865）128万两同治五年（1866）235万两同治六年（1867）413万两同治八年（1869）277万两同治九年（1870）37万两同治十年（1871）15万两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283万两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155万两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10万两光绪元年（1875）453万两光绪二年（1876）384万两光绪三年（1877）233万两光绪四年（1878）2万两光绪五年（1879）179万两光绪六年（1880）296万两光绪七年（1881）240万两光绪八年（1882）143万两光绪九年（1883）221万两光绪十年（1884）24万两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283万两光绪十Th年（1886）280万两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10万两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1万两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152万两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329万两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290万两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313万两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266万两以上31年中，票号汇兑京饷5860万两，均匀每年达189万两。

从19世纪50年代今后，其停业演变成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，对浅显贩子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，乃至规定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，他们通过汇兑公款手中常常川流大量资金，加上公款不计利钱，从而获得了很大好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