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章 后记：何时忘却三国[第1页/共2页]

实在统统政治斗争，归根结底都是好处之争。争利而言义，只能是吹牛扯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体例和技能，则是“机谋”。不搞机谋也不可。因为大师都打品德牌，都要占据品德制高点，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诡计，不能搞阳谋。

明显，机谋是因为伪善，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品德的旗号”，实在是祸首祸首。

打出“重读典范”的灯号，不必吧？

都雅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，是以不必那么在乎汗青的实在性，能够移花接木，张冠李戴，无中生有，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消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，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，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哦，是吗？

究竟上，这段汗青并不首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，也比不上以后的五胡乱华，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接下来，他们不无讽刺地说：本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，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，真是奸得好笑！

有朋友说：很等候你的中华史《三国纪》这一卷。

是以毛氏父子得出结论：只要谨慎人不做大胆事，也只要谨慎人能做大胆事。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那么，毛氏父子给了甚么“增加剂”？

可惜这些出色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：三国事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克服奸邪，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类对抗，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，说得刺耳就叫勾心斗角。

实在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，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朝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编削写点评以后，才流行天下。以是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，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，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朋友，你会绝望吗？

就轮作者和很多读者觉得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，也很可疑。甚么是忠？臣忠于君，子忠于父，妻忠于夫。但，君要忠于臣吗？父要忠于子吗？夫要忠于妻吗？不消。请大师想想，这莫非不是“不平等干系”？

也就是说，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题目，还不在于给汗青“整容”，更在于“变性”。整容是能够的，变性是不成以的，除非明白表示你说的不是汗青，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汗青看。可惜，这一点向来就没人说清楚。

叨教，这还是汗青吗？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。比如他们说：忠诚人乖觉，极乖觉处恰是极忠诚处；诚恳人使心，极使心处恰是极诚恳处。又比如：豪杰所自大者，义耳；奸雄所自大者，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，另有代价取向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，特别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本来都是君子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，也都变成了心胸鬼胎的卑鄙小人，一个“妒忌凶险”，另一个“奸猾刁滑”，全无惺惺相惜、光亮磊落可言。[2]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答复的，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流暴露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役中阵亡，曹操是哭了的；赤壁败北以后，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（郭嘉）在，不使孤至此”的话，还失声痛哭说：哀哉奉孝！痛哉奉孝！惜哉奉孝！[1]

义也大成题目。道义，公理，仁义，交谊，信义，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？当这些“义”产生冲突抵触时，又该如之何？谁都没有解释，谁都说不清楚，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，你说我不仁，我说你不义。

实际上，《三国演义》耐久不衰，吸惹人们百看不厌的只要八个字：心机，算计，权谋，策画。它们能够用于疆场、宦海、阛阓乃至情场，谁不想要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