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弼[第1页/共5页]

至和二年（1055年），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与文彦博同日拜相。宣制之日，士大夫以用人恰当相庆于朝。仁宗晓得后，对欧阳修说： “古之命相，或得诸梦卜，岂若本日情面如此哉？” 至和三年正月初，仁宗上朝突发风眩之疾，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，朝中大臣非常惊骇，群情纷繁，富弼和文彦博担忧会产生不测风云，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，过夜宫中，随时扣问仁宗病情。因为富弼、文彦博遇事沉着沉着，“宫内寂然”。厥后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，劝仁宗早立皇嗣，安宁民气。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，进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。次年，辅弼文彦博遭人弹劾，罢判河南府，富弼又与韩琦为相，共主朝政。富弼为相时，欧阳修为翰林学士、包拯为御史中丞、胡瑗为侍讲，四人天下众望所归，士大夫称为“四真”，即真宰相、真翰林学士、真中丞、真学士。富弼为相六年，不务兴革，谨“守典故，行故事，而傅以公议，无容心于其间”，百官各守其职。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富弼以丁忧罢相。宋英宗即位后，召为枢密使。两年后，因腿有病，行走酸软有力，力请罢去所职，领一闲郡养疾，后被恩准，拜镇水兵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扬州，封祁国公，进封郑国公。

宋神宗即位后，克意进取，很想通过变法，达到富国强兵目标，以窜改耐久构成的积贫积弱局面。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，富弼徙判汝州（今河南临汝）。诏入觐，因他是三朝元老，神宗许肩舆至殿门，令其子扶掖进见，毋拜，坐语。神宗感觉富弼老成练达，久经政务，就向他就教致国强大的体例。富弼说：“人主好恶，不成令人窥测，可测，则奸人得以附会。当如天之监人，善恶皆所自取，然后诛赏随之，则功罪无不得实在。”神宗又以边事相问，富弼说：“陛下临御未久，当布德行惠，愿二十年口不言兵。”神宗听后非常绝望。在一片保守的政治氛围中，神宗碰到了王安石，并把改革重担依托于他。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开端变法。也就在这年仲春，富弼再次拜相。王安石克意变法，神宗对他很信赖，唐介身后，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对抗。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，富弼称病不问政事，赵抃才气不济，碰到事情只会叫苦。以是当时人们说，现在朝中的五个宰相是“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”，指的是王安石生，曾公亮老，富弼病，唐介死，赵抃苦。面对王安石变法，富弼以为不能违背祖制，群情与王安石多反面；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，晓得本身不成与之争，因而称病求退，上章几十次才被准予。他上疏神宗，说现在情面未安，新近进用的多小人，很多处所地动，有水水灾，国度很需求安宁。神宗问他去了以后，谁可代替他。他保举文彦博，神宗沉默很久，反问道：“王安石何如？”富弼一样沉默不语。十月，富弼出判亳州（今安徽亳县）。青苗法颁行后，遭到元老重臣韩琦、文彦博等人死力反对，富弼也以为如许的法律推行，必将会形成“财聚于上，人散于下”的局面，他在亳州拒不履行。提举官赵济上奏弹劾富弼抗旨不遵，侍御史邓绾更是要求予以严办，成果富弼被贬，以仆射出判汝州。王安石以为处罚太轻，“止夺使相，何由沮奸？”神宗未同意。富弼上奏神宗说：“新法，臣所不晓，不成以治郡。愿归洛养疾。”仁宗同意了，以韩国公致仕。富弼虽退居洛阳，与文彦博、司马光等十三人构造“洛阳耆英会”，每日在本身府第置酒赋诗相乐，但仍体贴朝政，每遇国度大事，必畅所欲言，如“郭逵讨安南，乞诏逵择利进退，以全王师；契丹争河东地界，言其不成许；星文有变，乞开广言路；又请速改新法，以解倒悬之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