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 由许仲复仇试看两汉复仇之风[第1页/共3页]

对两汉的复仇之风，荀悦曾经做过一番阐述：“或问复仇古义也。曰：‘仇，复仇可乎’？曰：‘不成’。曰：‘但是如之何’？曰：‘有纵有禁，有生有杀，断之以法，是谓义法并立’。”荀悦以为既要靠法律来束缚，也要通过避仇来制止复仇行动的滋长。

因这类民风，社会上遍及存在对复仇者的怜悯和支撑，当时的官吏如果给复仇者弛刑或者放走他们，会获得官方的奖饰。

放走复仇者的不止有官吏，另有天子。“宁叔，字茂泰，广汉人，与朋友张昌共受业太学。昌为河南大豪吕条所杀，叔杀条，自拘河南狱。顺帝义而赦之”。

秦汉之际，复仇是被视为公理的。

和帝永元九年到东汉末，处於对复仇的严格节制期，拔除了《轻侮法》，为父母报仇也要遭到严惩了。放走复仇之人的官吏也要遭到奖惩，如前边提到的张歆就弃官逃亡了。在这个期间，虽对复仇的行动严格节制，但权势之家在杀人后却可制止法律的制裁，如夏侯惇、如阳球。

吴祐之以是会这么做，与当时的风另有关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子不报仇，非子也”。

因为母亲遭到欺侮而杀人的另有一个：阳球。“阳球，字刚正，渔阳泉州人也。家世大姓冠盖。球能击剑，习弓马。性峻厉，好申、韩之学。郡吏有辱其母者，球结少年纪十人，杀吏，灭其家，由是着名”。阳球是灵帝年间的名臣，当过司隶校尉，大杀寺人。

光武帝到和帝九年，约莫七十年间，对复仇的节制是败坏的。桓谭曾上书朝廷，力主严惩复仇者，但遭到了光武帝的萧瑟，能够是光武帝受公羊学所倡导的复仇思惟之影响。章帝建初五年制定了《轻侮法》，明白规定从宽措置为父母报仇之人。这条法律一向持续了十七年，到永元九年。

当过平皋县长的张歆也放过为父母复仇的人。“有报父仇贼自出，歆召，因诣阁曰：‘欲自受其辞。’既入，解械，饮食，使发遣，遂弃官逃亡”，厥后“逢赦出”，“由是乡里服其高义”。

最后说一下两汉法律对复仇的定义和奖惩。

东汉时，复仇民风的地区有所窜改，太原、上党地区的复仇风习有所减弱，关中还是保存了浓烈的复仇风俗，不过从文献来看，是时本地复仇最烈的是颍川、南阳及邻近一带，见之於史的东汉复仇事例多数产生在这里。

新莽末至东汉建立，复仇是失控的。

光武、明帝时的名臣钟离意也对复仇的人开过恩，他在任瑕丘县令时，县人防广为父报仇，系狱，其母病死，广抽泣不食。钟离意怜伤他，就叫他归家，使得殡敛。丞掾皆争，钟离意曰：“罪自我归，义不累下。”遂遣之。防广敛母讫，果还入狱。钟离意密以状闻，广竟得以减死论。

灵帝时的酒泉郡女子赵娥为父报仇，在光和二年於县都亭前杀了仇敌，然后去自首，当时满城百姓去看，“倾城奔往，观者如堵焉，莫不为之悲喜慷慨嗟叹也”，最后被县尉“强载回家”，无罪开释。不止如此，当时的凉州刺史、酒泉太守还“并共表上，称其烈义，刊石立碑，显其门闾”，给她刻石立碑，以显其家流派。

如郅恽为朋友董子张复仇。

以上内容多引自《汉朝社会民风研讨》。

许仲为母复仇之事是来自史乘记录的一个故事：东汉时安丘男人毋丘长“与（母亲）俱行市，道遇醉客辱其母”，毋丘长遂杀之为母报仇，然后逃往胶东。不过后继的故事和书中分歧：安丘县吏追踪到胶东抓住了毋丘长，时为胶东侯相的吴祐对他说：“你的母亲见辱，这是情面所耻，但是真正的孝子忿必虑难，动不累亲。你现在背亲逞怒，白日杀人，赦若非义，刑若不忍，将如之何？”毋丘长以械自系，说：“国度制法，囚身犯之。明府虽加哀矜，恩无所施。”祐问长：“有妻、子乎？”对曰：“有妻未有子也。”即移安丘逮长妻，妻到，解到桎梏，使同宿狱中，妻遂有身。至冬尽行刑，长泣谓母曰：“负母应死，当何故报吴君乎？”乃啮指而吞之，含血言曰：“妻若生子，名之‘吴生’，言我临死吞指为誓，属儿以报吴君。”因投缳而死。这个故事在《后汉书·吴祐传》里有记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