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节 华人南移背景[第2页/共5页]

中国佛教僧侣本地路或随商船赴印度“求法”者，起首应提到晋代法显。法显于隆安三年（399年）由长安解缆，取陆路，在外15年，回程搭商船，走海路，途中所经耶婆提国，传闻就在东马砂拉越境内，或苏门答腊。法显《佛国记》提到该国“外道婆罗门昌隆，佛法不敷言”，但亦足以呈显印度文明之影响。唐朝中国佛教一度掀起过“西域求法”高潮，有取陆路者，如闻名玄奘法师；亦有取海路者，义净堪当首推。义净，本姓张，字文明，范阳人，“年十有五，便萌其志，欲游西域，仰法显之雅操，慕玄奘之高风”，咸亨二年（671年）得如愿西游，“经二十五年，历三十余国”，“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，合五十万颂，金刚座真容一铺，舍利三百粒。”义净返国后译经之余，还以其所经所闻写了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（4卷）和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（2卷），前者提到了海路纪程，后者则记录了这一条路上驰驱的其他僧侣：益州成都人义朗状师及随行之智岸（在郎迦戌国遇疾而亡）与义玄（义朗之弟）、洛阳人义辉论师（亦在郎迦戌国因疾而亡）、荆州江陵人道琳法师、荆州人法振禅师（途中遇疾而殒）及同业之同州人乘悟禅师和梁州人乘如状师以及义净弟子贞固4人，等等。值得重视的是，在这些僧侣的路程中，一个首要的中转地为南海羯荼国，在马来半岛吉达州境内无疑，传闻该国此时已在佛教国尸（室）利佛逝的影响之下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看到，中国与东南亚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络，毫无疑问，中国所具有的亚洲政治大国、经济大国、文明大国的职位，在汗青上曾较为胜利地吸引了东南亚各国与之建立并保持联络，这些联络转而又详细化为朝贡使团的调派、陆地贸易的开辟以及中国僧侣的外洋求法。这些活动本身，不但有包含国度力量在内的详细的鞭策者——国王、官员、使者、贩子，还构成了相称的汗青范围，并跟着人类社会出产力与科学技术特别是帆海技术的进步，有愈来愈生长的趋势。而换一个角度看，这些活动本身就是人丁的活动和交换，并且是以一种跨地区性子的、大范围的体例停止的，如许，固然汗青的记录未几，但是，我们仍然能够想到，近代之前，在这类大背景下，必然有一些到过东南亚的华人因某种启事此留居下来，不复思归。宋朝朱《萍洲可谈》就讲到，凡北人赴外洋而岁不归者，被叫做“住蕃”，这些“住蕃”即便“十年不归”的也大有人在。实际上，我们晓得，在宋朝的中国，已有很多本国贩子——“蕃客”留居下来，其所聚居地区被称做“蕃坊”，并有“土生”、“五世”之说法。还如，唐朝赴外洋求法的和尚中，不但有“遇疾而殒”于东南亚一带的，也有主动留居外洋而不肯回归者，随义净赴外洋4弟子的结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：“法朗倾住诃陵国，在彼经夏，遇疾而卒。怀业恋居佛逝，不返番禺。唯有贞固、道宏相随，俱还广府”。当然近代之前乃至全部近代，也有出于其他启事此移居外洋的，如汉朝移居马来半岛并在此定都元国（屈都乾）者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卷36引《晋书隧道记》：“朱吾县属日南郡，去郡二百里。此县民汉时不堪二千石长吏调求，引屈都乾为国。”另有如19世纪初叶在南中国海一带活动的海寇张保（人称张保仔）内争失利后，率部下来到吉兰丹挖金，并建立了Pulai华人村。再如承平天国失利后部分叛逆将士南下逃生而当场安身立命。总之，在中国与东南亚有着密切汗青联络的这一大背景下，中国人留居外洋该当被了解为一种普通征象，固然对此并没有多少汗青实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