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7章[第2页/共3页]

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风行的惨状，在前人有关阐述的根本上，对温疫停止深切详确的察看、切磋。其所著的《温疫论》是我国阐述温疫的专著，对温疫停止了详细的阐述。以为“温疫之为病，非风非寒非暑非湿，乃六合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。”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“异气”，又称“疫气”、“疠气”“戾气”等，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。

元朝医家朱丹溪《丹溪心法·卷一·温疫五》：“瘟疫众普通病者是，又谓天行时疫。治有三法：宜补，宜散，宜降。”总结了温疫的医治体例。

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《七哀诗》中也记录：“……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。路有饥妇人，抱子弃草间。顾闻号泣声，挥涕独不还。‘未知身故处，何能两相完？’驱马弃之去，不忍听此言。……”是当时苦楚景象的实在写照。据史料记录，从汉桓帝刘志，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，记录有疫病风行17次。疫情比年，民不聊生，即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。如文学史上闻名的“建安七子”中的徐干、陈琳、应玚、刘桢也一时俱逝。其惨状可见一斑。

《丹溪心法·瘟疫五》：“瘟疫，世人普通病者是，又谓之天行时疫。”其病焦炙剧，证情险恶。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，初起可见憎寒壮热，旋即但热不寒，头痛身疼，苔白如积粉，舌质红绛，脉数等。治以疏利透达为主，用达原饮、三消饮等方。若暑热疫毒，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，可见壮热烦躁，头痛如劈，腹痛泄泻，或见衄血、发斑、神态皆乱、舌绛苔焦等。治宜清瘟解毒，用清瘟败毒饮、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。拜见疫、天行、时行、温疫发斑等条。

天下卫生构造估计，在生长中国度，艾滋病、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感抱病使各国蒙受了庞大的丧失。此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度，畴昔35年中，仅疟疫一种感抱病就使海内出产总值丧失了三分之一。

症状

隋朝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·疫疠病诸候》以为疫疠病“其病与时气、温、热等病相类，皆有一岁以内，骨气反面，寒暑乖候，或有暴风疾雨，雾露不散，则民多疾疫。病无长少，率皆类似，如有鬼厉之气，故云疫疠病。”并以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、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。并进一步指出：“此病皆因岁时反面，温凉失节，人感乖戾之气而抱病，则病气转相染易，乃至灭门，延及外人，故须预服药及为神通以防之。”

东汉期间的张仲景在其著作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序言中说“余宗族素多，向余二百。建安编年（公元196年）以来，犹未十稔，其灭亡者，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。感往昔之沦丧，伤横夭之莫救，乃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。……”文中的“伤寒”，除了指外感热病外，还包含了当时的烈性感抱病，可见当时温疫风行之猖獗。

清朝余师愚，著有《疫疹一得》。其在吴又可《温疫论》的根本上，以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，指出“一人抱病，感染一家，轻者十生□□，重者十存一二，合境以内，大率如此。”并按照暑热疫的病证特性，创建“清瘟败毒饮”一方，以重用石膏为主，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辟了新的地步。

曹植《说疫气》记录“建安二十二年（公元217年），疠气风行，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殪，或覆族而丧。或觉得：疫者，鬼神所作。夫罹此者，悉被褐茹藿之子，荆室蓬户之人耳！若夫殿处鼎食之家，重貂累蓐之门，如果者鲜焉。此乃阴阳失位，寒暑错时，是故生疫，而愚民悬符厌之，亦好笑也。”描画了当疫病风行的惨状，并明白指出：“疠气风行”，并非“鬼神所作”，而是“阴阳失位，寒暑错时”而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