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洵[第1页/共4页]

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，朝廷命苏洵赴阙招考，他上书天子，表示回绝。与此同时，他写了《答雷简夫书》、《与梅圣俞书》、《上欧阳内翰第四书》等，宣泄本身不肯招考的情感。在《答雷简夫书》中说：“向者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几策》，皆仆闲居之所为，其间虽多言本日之事，亦不自求出之于世，乃欧阳永叔觉得可迫而进之。苟朝廷觉得其言之可托，则何所事试？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，而其一日匆急之言，又何足信邪？”在《与梅圣俞书》中说：“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，皆世之所见，今千里诏仆而试之，盖其心另有所未信，此尤不成苟进以求其荣利也。”这就是说，本身的识见程度，具见于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几策》三书当中，没有需求再加策试；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，即是不被信赖。对此，苏洵是非常气愤的。固然苏洵如此气愤，而作为一介墨客，要想实现本身的政治抱负，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，他固然回绝了招考，却又写了《上天子书》。说是“条为十通，以塞明诏”，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“招考”之文。在这篇上书中，苏洵比较体系全面地阐述了本身的政治观点。此中有些观点，即是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。并且总结了庆用期间的经历经验。但是，此书上后，仍未引发朝廷多大正视。直到嘉祐五年（1060年），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。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，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，时年58岁。著作有《嘉祐集》。

苏洵是以论兵自大的，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绩，但苏洵文章的成绩却不但在于论兵。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。苏洵论政，亦如论兵，不为空谈，常有独到之见。关于朝廷用人题目，苏洵所言，亦甚激切。特别 关于“任相”，言之最详。在《衡论·远虑》中，他说古之天子，必有“腹心之臣”，而“近世之君”，则未能尊敬宰相。文中有云：近世之君，抗然于上，而使宰相眇然于下。高低不接而其志不通矣。臣视君如天之辽但是不结婚，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。是以社稷之忧，彼不觉得忧；社稷之喜，彼不觉得喜。君忧不辱，君辱不死。一人举之则用之，一人毁之则舍之。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，何暇经心以忧社稷？数迁数易，视相府如传舍，百官治之于下，而天子恂恂于上，一旦有卒然之忧，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。…太祖用赵忠令也，得其道矣。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，然与之权轻，故终以见逐。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。但是其必使之能够生人杀人而后可也。 宋时宰相之权，同历代比拟，能够说是够重的了。但苏洵还觉得不敷，他但愿天子把宰相看作“腹心之臣”，“尊之如父师，爱之如兄弟”，作到 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，“百人誉之不加密，百人毁之不加疏”。他以为只要如许才“可与议天下之机，虑天下之变”。文章最后举赵普、寇准为例，觉得寇准固然得用，而失之“权轻”。结论是任用宰相，不但要“尊其爵，厚其禄”，并且要“重其权”。要求重宰相之权，即是分天子之权。这是唐宋两代朝政鼎新中，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。固然主观上是要“经心以安社稷”，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。欧阳修曾经主张“不为宰相，必为谏官”，说宰相、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如此，本色上也是仰仗言权来摆布天子的权力。苏洵为了阐扬如许的思惟，还写了《任相》一文。此中特别指出“任相之道，与任将分歧”，必须“接之以礼”。对于“人主傲然于上，不礼宰相以自负大者”，至为不满。此文可与《衡书·远虑》同看。其次，关于用人题目，“任相”以外，还谈到取士。关于取士，苏洵也有专论。《广士》一文中有云：古之取士，取于盗贼，取于蛮夷。古之人非以盗贼蛮夷之事可为也，以贤之地点罢了矣。夫贤之地点，贵而贵取焉，贱而贱取焉，是以盗贼下人蛮夷异类，虽仆从之所耻，而常常登之朝廷，坐之郡国，而不觉得怍；而绳趋尺步，华言而华服者，常常反摈斥不消。何则？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，华言而华服者，众也。朝廷之政，郡国之事，非特如此而可治也。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，华言而华服，但是其才果可用于此，则居此位可也。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，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，公卿后辈而贤则用之，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，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，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。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，书声病抄袭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，卿大夫之后辈饱食于家，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觉得民上，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驰驱之旧，久乃领善郡执兵柄，巫医方技一言当中，大臣且举觉得吏。若此者皆非贤也，皆非功也，是今之以是进之之途多于古也；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，使老死于敲榜趋走，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，吾甚惑也。这是一篇对于取士、用人轨制的峻厉的攻讦。此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，与韩愈三上宰相书中的定见是分歧的。都是要求广开才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