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阳修[第3页/共12页]

欧阳修作《尹师鲁墓志铭》，曾称尹师鲁“博学强记，告诉古今”。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，但在欧阳修本身，足以当之。他不但是个文学家，并且是个学者。于经学有所发明，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，于金石之学且有斥地之功。欧阳修的经学，曾受唐人影响，勇于提出本身的创见。唐人的经学，在魏晋六朝以后，思惟是比较开阔的，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，如啖助、赵匡、陆淳之于《春秋》，就突破了三传的流派之见。但普通说来，唐朝的墨客作家，不治经学。宋朝分歧了，欧阳修对于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，都有研讨。苏辙曾经说他“善于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，其所发明，多前人所未见。”①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撮要·毛诗本义》也曾指出：“自唐以来，说诗者莫敢议毛郑，虽教员夙儒，亦谨守弁言。至宋而新义日增，旧说几废。推原所始，实发于修。”《撮要》对宋儒的“新义”是有所不满的，对欧阳修的“敢议毛郑”也不是完整必定的。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，欧阳修治经，对于而后的“宋学”，起了“发难”的感化，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小。《撮要》又说欧阳修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也不是随便创新，而是“尽其说而理有不通，然后以论正之。”“本出于和蔼平心，以意逆志，故其立论，何尝轻议二家，而亦不曲徇二家。其所训释，常常得墨客之本志。”这些话比较合适欧阳修所著《毛诗本义》的实际。

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欧阳修徙知扬州。元祐元年（1049年），移知颍州。一年以后，又留守南京。至和元年（1054年），召判流内铨，旋改翰林学士，俾修《唐书》。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知贡举。《宋史》本传说：“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，号太学体。修痛排抑之，凡如是者辄黜。毕事，向之嚣薄者伺修出，聚噪于马首，街逻不能制。然场屋之习，从是遂变。”欧阳修一知贡举，即痛抑“险怪奇涩之文”，这在当时，也是一件大事。关于此事，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也有一段记录：“嘉祐中，士人刘几，累为国粹第一人，骤为险怪之语，学者歙然效之，遂成民风。欧阳公深恶之。会公主文，决意痛惩，凡为新文者，统统弃黜。时体为之一变，欧阳之力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