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阳修[第1页/共12页]

嘉祐三年（1057年），欧阳修加龙图阁学士，权知开封府，拜礼部侍郎，兼翰林侍读学士。《宋史》称他在翰林八年，知无不言。嘉祐五年，拜枢密副使。嘉祐六年，参知政事。《宋史》称欧阳修“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，及在朝，士大夫有所干请，辄谕可否。虽台谏官论事，亦必以是非诘之。以是怨诽益众。”在这期间，欧阳修因“濮议”之争，接受“不根之谤”。他为了辩诬，连上奏札，要求根究蒋之奇对本身的诬告，乃至“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”。因而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三月四日，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赐下“御札”，告以言者已被“降黜”，并已“出榜朝堂，使中外知其虚妄”，且云：“事理既明，人疑亦释，卿宜起视事如初，无恤媒介。”颠末这一次被诬，欧阳修对于人生宦途仿佛更有所悟：像他如许切直刚正的人，是不适于仕进的。在这之前，已一再求退，在这以后，就更果断求退。因为再三要求，终究得罢参知政事，出知亳州。后又知青州、蔡州。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春在亳州时，曾上《乞致仕第一表》，而后又连上数表，要求致仕。在这期间，王安石在朝，推行新法。欧阳修时在青州，有《言青苗钱札子》，表述本身对于“俵散青苗钱”的定见。在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，另有两个较着的弊端。一是“抑配”，二是“俵散秋料钱”。欧公在《言青苗第二札子》中有很透辟的阐发。他说：臣窃见自俵青苗钱已来，议者皆以取利为非。朝廷深恶其说，遂命有司条陈申谕，其言虽烦，而终不免于取利。然犹有一说者，意在惠民也。以臣鄙意，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，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，虽不户户贫乏，然其间容有不济者。觉得惠政，另有说焉。若秋料钱于蒲月俵散，恰是蚕麦成熟、人户不乏之时，何名济缺？直是放债取利尔。……以此而言，秋料钱能够罢而不散。这些定见，能够说是完整精确的。对青苗钱作了详细阐发，不是一概否定。他所不同意的，是俵散“秋料钱”。对于“秋料钱”，他曾一面“奏陈”，一面“擅止”。未经唆使而“擅止”，应得“擅去处散之罪”。但朝廷“特予放免”，并未加罪。他在《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》中说道：“虽具奏陈，乃先擅止，据兹专辄，合被谴呵。”

欧阳修幼年孤贫，依叔父家于随州。天圣八年（1030年）举进士，擢甲科，调西京留守推官。与尹洙、梅尧臣、苏舜钦等交游，开端为“古文”，已负文名。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入朝，为馆阁订正。这时，范仲淹以言事被贬，在朝诸人如秘书丞余靖、太子中允尹洙等纷繁论救；司谏高若讷独觉得当贬。因而欧阳修写了《与高司谏书》，谓其“不复知人间有耻辱事”。是以，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令。贬官夷陵，对他很有好处。他厥后在《与焦殿丞书》里说：“某再为县令，然遂得周达民事，兼知宦情，一定不为益。”又洪迈《容斋漫笔》卷4记张芸叟与石经理书云：“顷游京师，求谒先达之门，每听欧阴文忠公、司马温公、王荆公之论，于行义文史为多；唯欧阳公多谈吏事。既久之，不免有请：‘大凡学者之见先生，莫不以品德文章为欲闻者，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，所未谕也。’公曰：不然。吾子皆时才，异日临事，当自知之。大略文学止于润身，政事能够及物。吾昔贬官夷陵，方丁壮，未厌学，欲求《史》、《汉》一观，公私无有也。无以遣日，因取架阁陈年公案，反覆观之，见其枉直乖错，不成胜数，以有为有，以枉为直，违法徇情，灭私害义，无所不有。且夷陵荒远褊小，尚如此，天下固可知也。当时仰天誓心曰：‘自尔遇事不敢忽也。’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，尝闻此语。”这段记叙又可为欧阳修贬官以后“周达民事，兼知宦情”的干证。